一是因為內涵外延變化不清，不但沒有可操作性，反而給用容易心不良者玩弄權術以華美的外衣並曲解之。研究人類的基因，科學家得出，跟所有的物種一樣，人類從基因上的本質是繁衍，為了繁衍和生存，人們會本能地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避免對自己有害的事情，這就是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質。所謂有德或者無德，只是一種文化上的規定，是個後起的概念。在不同的文明和某種文明不同的發展階段，德與無德的內涵和外延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日本古代信州寨村裡活到70歲的老人要被長子背到楢山上丟棄是一種德，而在中國的文化語境裡，這大概是最大的惡了。並不是說德這個概念是虛無的，而是說德是一定要明確的規定其內涵與外延的，否則，誰來解釋這個德？僅僅天下為公這四個字，是多麼容易被曲解？大家爭搶的就是對這個德的解釋權。在君權的語境裡，皇帝將本人解釋為最大的公，因為他代表了國家，而國家本身，就是公。所以忠之為大德，就是對國家的忠，也就是對君王的忠。黃宗羲、王船山、顧炎武等人再怎麼也無法跟皇帝爭奪話語權。《孟子》也被朱元璋刪改的面目全非。儒家淪落為君王利用的工具。

二是因為道德太高了，民眾往往達不到，當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的時候，就成了絕大多數人在道德上都有問題，而當絕大多數人在道德上都有問題的時候，問題本身將不再是問題，它已經不能夠用來鑑別人才，避免禍害，你要是敢告發我貪汙，我就告發你不孝順父親，這樣所謂不道德就成為排除異己，權力鬥爭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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