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滿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系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可笑同遊們還諷其為“狂生”。鑑於北方的保守勢力過於強大，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於1911年7月31日組織“中部同盟會”，試圖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培植革命力量，伺機發動起義。此時距武昌起義僅有兩個月零十天。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到達武漢，據隨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輝回憶，宋教仁當時以留日學生領袖的身份活躍於革命黨人陣營，他“一路行來，從未有疏離之感。且不論革命軍中的高階幹部如上海的陳其美、漢陽的黃興以及他所追隨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學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見留學生如潮水般的從日本趕回內地，晉見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實況也在提示他，這是一場由留日學生髮起的革命”。

北一輝抵達中國後的第一封書函，就是向內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觀察，他發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設在《民立報》，而《民立報》的革命同仁在籌劃各地革命起義時，無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規定的方案執行。按照北一輝的說法，報社內同仁動輒就舉宋教仁之名以為背書，無論行何事，皆稱是宋先生之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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