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北大學生許德衍曾回憶說，在一戰結束後的半年中，“學生們真是興奮得要瘋狂，而各種名流們也勤愈講演”，“公理戰勝強權”的口號“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絃，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的翻身了。”

但是，世間物往往是這樣，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會開幕後，隨著各種壞訊息的不斷傳來，國人的熱情也就從爛漫的春天回到了蕭瑟的冬日，各種希望也像被風吹起的五顏六色的肥皂泡，最後還是落在堅硬的地面，殘忍的破碎了。

5月2日，總統府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正式對外公佈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訊息傳出，北京的學生們震驚了，北京的人民震驚了，全中國的人民都震驚了！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組成國民外交協會（其中便有熊希齡、梁啟超、蔡元培等名流）召開會議，討論並決定於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條”談判時下最後通牒的那一天）的國恥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以抗議這強權的和會。

和國民外交協會那些文質彬彬的紳士相比，北京的學生們已經沒有這個耐性了，他們哪裡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學生代表們決定晚上七點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大會，參會者除了北大學生之外，還包括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十三所學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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