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4-16 12:00:04

孫中山當時的消極，一來是他在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財政窘境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陰影，二來也可能是他在潛意識中認識到，既然革命黨人打不過袁世凱，那就只好信任並將政權讓給他，以維持一個穩定的局面；等到國家發展有了一定的基礎，到時再用合法的手段進行競爭。

這種“先經濟、後政治”的思想，孫中山曾在給宋教仁的信中透露過：“如今不管是誰來執政，都不可能採取什麼重大的措施，獲得很大的成就。因為國家內部的力量越來越枯竭，外來的壓迫和侵略越來越緊逼，這絕對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如果只是從政治上開藥方治療，只會越弄越亂，每況愈下而已。一定要從根本著手，發展國家的物質經濟，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來，國家的形勢鞏固不動搖了，政治才能活動開來。”孫中山當時那個“大鐵路計劃”，恐怕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1913年2月，宋教仁辭別母親和妻子，在長沙、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說、遊歷一番後回到上海，並準備在3月20日乘火車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發表演說，其中也不乏抨擊袁世凱政府的言辭。當時有人勸他不可過於鋒鋒芒畢露，以免不測之險。宋教仁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我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無夙怨，也無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競爭，又怎麼會有如此卑劣殘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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