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法令龐雜，故晉國之舊法與新法並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故奸邪必多。貴胄之利在舊法，則以舊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則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舊法新法之相悖（衝突），則巧言詭辯以鑽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佞叢生也！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用術於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於申不害給韓國留下的術治傳統危害極大，也基於韓非自己對術治的冷靜評判，韓非對“術”作了嚴格定義：“術者，因權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話語說，術治便是用人制度與問責制度的運用法則。所以，韓非倡導的術治絕不是簡單的權謀之術，儘管它也包括了權謀之術。

嬴政最為讚歎的是，韓非沒有因納術入法而輕法，而是將術與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國大道。有人問，法治術治何者更重？韓非答曰：“此猶衣食之孰重孰輕，不可無一也，皆養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從九歲起，嬴政便是秦國太子。從十三歲起，嬴政便是秦國之王。從二十二歲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強國的親政君王。期間風雨險惡不可勝數，對君王不可或缺的正當權謀體味尤深，可謂烙印在心刻刻不忘。為此，嬴政對《韓非子》所闡釋的術治新說深有同感。讀《定法》之時，嬴政連飲三大爵凜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術治，寧非與法治共生也！韓子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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