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制約的權力，又導致超越制約的行動。贛西南首創的經驗是：“非用最殘酷的拷打，決不肯招認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地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這種後來被概括為“逼供信”的方法效果極大，產生的連鎖反應導致“反革命”越來越多！①1930年底江西蘇區出現“富田事變”，隨之閩西蘇區開始肅反，而後，湘贛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也都開展一個又一個波次的肅反，肅反的物件迅猛擴大，大批黨員、團員、紅軍幹部、戰士被處死，一些根據地的領導人也被殺害，湘鄂西殺了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鄂豫皖殺了鄺繼勳、許繼慎……直到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進行長征，各地肅反才逐步平息。可是，張國燾在長征路上還殺了高階幹部曾中生。1935年10月的時候，各地蘇區的肅反都停止了，陝北這裡才開搞。

雖然尚無條件核實肅反殺人的全部數字，但是可以肯定，肅反殺了那麼多幹部、特別是縣團以上的高階幹部，卻是敵人都無法做到的。肅反擴大化還造成內部分裂，群眾疑惑。由於害怕肅反，一些地方的群眾不再支援革命，甚至“反水”跟著敵人跑。可以說，肅反造成的後果，動搖了革命根據地的生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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