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真奇怪，也是個悲劇。我們縣到處災情嚴重，全縣老百姓都去當了土匪，到處都可以聽到強盜、綁票和暴動的新聞。我簡直沒有辦法行使我這個縣長的職能，因為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們實際並不是土匪而是災民。

在這個故事裡，縣長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難。說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災民。說是災民，他們又鋌而走險，幹了謀財害命的勾當。為了避免道德判斷，我們不妨使用“博命集團”這個中性稱呼，只關注他們以命換命的特徵。這個集團在暴烈程度、專業程度、違法程度、臨時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寬的跨度。

據《東方》雜誌第30卷第1號報道，1934年旱災之後的江浙地區，災民無米充飢，便紛紛擁往富戶商家搶米。他們所用的辦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則是暴動。僅浙江一省，發生較大規模搶米騷動的就有嘉興、海寧、桐鄉、長興、臨安、蕭山、嘉善等縣。

農民的鬧荒，不僅表現在搶米分糧方面，而且表現為焚屋焚倉、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將他們視為“匪”而大肆###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便背井離鄉，甚或真的淪為匪寇了。

由此可見，在臨時土匪和平民之間，還存在鬧荒這樣一種過渡狀態。鬧荒有比較明顯的道德合理性。任何產權安排，任何權利設定，任何法律規定，如果大規模地漠視人命，漠視人類之生存底線，恐怕都難免遭到血的報應，為這種制度辯護也難以令人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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