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體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無價似乎講得通：任何東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貴重，人都死了，人用的東西還算個什麼？不過，即使從這個狹隘的視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價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貴的藥物，艾滋病人可以盡其天年，在這個意義上，死於艾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命價體現著人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兩者餘缺相對，變化紛呈。

官價

意識到命價存在之後，我才發現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給出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戶部（財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准，頒佈了不同身份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以上官，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銀五千兩；五六品官，四千兩；七品以下和進士、舉人，二千五百兩；貢生、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

明朝也可以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齡、性別、官員身份、親老贍養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四十二貫。在《大明律》制訂時，這筆錢摺合四十二兩白銀，大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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