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在北周和北齊剛開始對抗時，宇文泰的北周是內憂外患，完全處於下風。然而，孟子說得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北周政權正是在這憂患之中崛起，最終為隋朝統一了天下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那麼宇文泰是怎麼做的呢？

一言以蔽之，他得到了關中豪族和知識分子的支援。他先後起用了關中名門大族“累世二千石”的武功人蘇綽和“累世儒學”的范陽涿人盧辯。在關中這些地方豪族的支援之下，以蘇綽提出的“六條詔書”為指導，宇文泰的北周政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次改革，可以說是對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次揚棄，將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漢化的部分保留了下來，而又打破了門閥限制，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蘇綽提出的“六條詔書”是這次改革的總的指導方針。這六條是：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

具體是如何實施的，我們下回再說。

第一條，先治心，這是根本。為什麼要先治心呢？因為內部不穩，這個我們前面已經說了，所以必需先凝結人心。所謂“治心“，照蘇綽的解釋，一是“清心”， ；二是“修身”。這二者中，前者是後者的前提條件。所謂“清心”，即要求達到“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也就是說君主要以“至公之理”來進行統治。那麼，這個“至公之理”是什麼呢？要解釋這個，我們必須先了解當時人們認為什麼是不公的。其一是門第歧視。孝文帝改革以來，採取世族豪門的門選制度，以門第取人，這在當時就被普遍認為不公平。例如，李衝曾上書說：“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以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韓顯宗也進言：“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這個矛盾發展到北魏末年，就有了六鎮起兵、河陰之難和北齊的反漢化運動。其二是民族歧視。也就是胡漢分治的政策。雖然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漢化的，到北魏末年，由於六鎮鎮人對漢化的反感，反而加深了胡漢矛盾。前面在講北齊的時候，已經講了相關的內容，在此就不多說了。而且，即使是在北魏大力推行漢化的時期，胡漢的分別也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在軍事上，漢人軍隊與少數民族的軍隊，各成一體，絕不混編。軍權主要掌握在少數民族的手中，沒有出現過漢人統兵的情況。高歡其實也不能算漢人將領，因為連他自己都沒把自己當漢人。這兩個，為什麼說是普遍認為的不公？因為，一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也就是說，人不能選擇門第、不能選擇民族。一切以門第、民族等先天因素劃線，就完全抹殺了人的後天努力，就不能得到各階層、各民族真正的精英人物的支援。先治心，就是要解決這兩個不公。而解決這兩點，就能團結人，而且團結的不是一般人，是那些精英。北周政權(宇文泰)，在這方面做得好，所以不但原先賀拔嶽手下的將領如於謹、趙貴等人擁戴宇文泰；而且賀拔勝、李弼、豆盧寧這些原先不屬於賀拔嶽系統的六鎮將領(賀拔勝是投降了南朝，又迴歸的；李弼、豆盧寧都是侯莫陳悅的部下)，能夠擁戴宇文泰，而關中漢人勢力，如李賢、李遠等也能擁戴宇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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