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清寧宮發生火災，楊廷和等人上言，認為這是“天意示警”，小皇帝心動，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一時間他不敢再有進一步舉動，便下詔稱明孝宗為“皇考”，明孝宗皇帝張氏為“聖母”，並稱興獻帝、興獻後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剛剛朝廷消停了幾日，巡撫湖廣的都御史席書上疏勸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際把興獻帝定為“皇考興獻帝”，在大內別立一廟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禮。至於嘉靖帝生母蔣氏，也不應再以“興獻”二字加之，應稱“皇母某後”；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上表，力勸嘉靖帝“當繼統而不繼嗣”，改稱明孝宗為“皇伯”，稱生父興獻帝為“皇考”。

二人疏上，楊廷和等人阻之不報，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見，不顧群臣反對，在安陸的興獻帝廟祭祀時行用太廟一樣的“八佾”大禮。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二人經過謀劃，又上疏再言“大禮”，同時，他們附送先前未達嘉靖皇帝御覽的席書和方獻夫二人疏奏作為“聲援”：

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幹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竊念皇上在興國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範純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稱皇）考（於）興獻帝，母興國太后（以生母為本生母），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並錄二臣疏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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