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面臨淪為世界二流，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普京為俄羅斯選擇了一條有別於西方，建設一個“民主、法制、有行為能力的聯邦國家”的道路，強調既要避免“極權和專制”，又要防止“權力渙散”。在這條道路上，普京頂著從國內外拋過來的“個人專權”、“新沙皇”的帽子，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具體措施為：（1）早在1998年，普京擔任俄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負責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時候，他就對俄羅斯國中有國，而這些共和國的領導人又透過地方選舉產生，有些地方濫用立法權，甚至頒發有悖於聯邦法律的地方法規，挑戰國家主權的情況深有感觸。他認為這種情況成就了一個個小國事實上的“獨立”，導致隨便哪一個主體的領導人慾望膨脹，都會給俄羅斯帶來分裂的危險。為此，普京在入主克里姆林宮不到兩個月，就決定將89個聯邦主體劃分為七大聯邦行政區，即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中央區；以聖彼得堡為中心的西北區；以頓河羅斯托夫為中心的北高加索區；以下諾夫哥羅德為中心的伏爾加沿岸區；以葉卡捷琳堡為中心的烏拉爾區；以新西伯利亞為中心的遠東區。隨後，普京任命了七名分別負責這些大區事務的總統全權代表，其中有五名來自軍隊和國家安全域性的將軍，另外兩人分別是前總理基裡延科和原獨聯體事務部長德拉切夫斯基。一批深得總統信賴的“將軍長官”走上工作崗位後，加強了聯邦對地方的監督，也為地方向總統反映問題開通了渠道。從而使89個聯邦主體盡在中央的掌握之中，控制之下。（2）透過鬥爭，修改了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的組成原則，改變了其代表由各地區、共和國行政長官、總統或者地方議會領導人組成，結束了這些議員按自己需要起草法律的局面。同時使這些地方長官失去了國家級政治家的身份，失去了議員的豁免權，使他們隨時有被聯邦總統解職甚至有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危險。這項改革促使各路“諸侯”必須勵精圖治，必須與聯邦保持高度一致，否則就前程不保，從而徹底改變了地方與中央的關係。（3）透過一系列運作，清理了在蘇聯解體前後湧現出來的、多如牛毛的政治團體；改變了俄共等反對黨多年來以多數席位控制國家杜馬，常常向政府發難的局面，使克里姆林宮提出的法案基本都能夠在杜馬透過。隨後，普京充分利用這種條件，先後通過了《所得稅法》、《土地法》等多項重要法案，為經濟改革鋪平了道路。（4）如果說葉利欽時代的改革主要讓一小部分人得到了急劇的財富聚斂、而大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的話，普京則特別強調和致力於讓廣大百姓從改革中得到實惠、使人民生活水平切實提高並消除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的狀態，而實現這個目標的措施就是帶領人民向幾乎“無所不能”的寡頭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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