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他在報刊上吹捧袁世凱是“世界上第二個、中國第一個華盛頓”。當夜，虞宅就被丨炸丨彈炸掉一角，人畜無傷，卻是驚嚇一場，一封匿名信插在門環上，信雲：“貴宅被炸，乃我輩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後對我黨計劃勿再破壞，以釋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這位“大調人”索性庭門大開，所有下臺的政客、沒了軍隊的將軍、落難的前朝遺臣、破了產的商人，但凡找上門來一律來者無拒，絕不使之失望結怨。市井甚至有傳言，凡是縣知事一級，他都貸給300元，凡是道臺、師長一級，則貸500元，所立字據，均是貸出有日，回收無期。

政局混亂如此，在很多人想來，民生經濟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現實卻又大大出乎人們的想象。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2）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 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在此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

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系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唐力行在《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資料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國內學者認為工業增長率在 1912-1920年間達到13.4%，1921-1922年有一個短暫蕭條，1923-1926年為8.7%。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計算顯示，1912-1927年之間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各國的領先地位。在百年企業史上，這樣的高速成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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