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艦隊敲開鎖國二百餘年的日本，日本並不把它當作一種恥辱，反而慶幸由於這個刺激，使日本早日驚醒。中國不然，像一個赤身露體而衰老患病的夢遊患者，被鴉片戰爭驚醒後，發現自己所處的窘境，而認為驚醒他的人罪該萬死。

日本面對著鉅變，內心充滿著恐懼和自卑，立刻就認清必須全盤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國則悻悻然怒不可遏。對西洋文化懷著一種輕蔑和仇視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時，也只勉強接受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這已是讓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說，日本認為萬事不如人，它的改變出自內心的徹底覺悟。中國則始終堅持從古代傳下來的儒家系統的那些儒書，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現代化的解釋就可以了。

中日兩國有同一的文化基礎，卻對同一刺激，產生兩種恰恰相反的反應。為什麼會如此？

我們認為主要的下列四項原因：

一中國有長期的科舉制度，日本沒有。

二中國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階層，日本沒有。

三中國人在經濟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沒有。

四中國帝王有危險感，日本帝王沒有。

日本於七世紀大化革新時，把中國文化幾乎全部接受過去，不知道什麼原因，卻單單的拒絕或遺漏了中國知識分子最瘋狂崇拜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權向下微作一隙的開放，使擁有相當資產的平民有機會藉此一線狹徑，爬到政權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來控制知識分子，這些被長久控制的知識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間，形成一個新的統治貴族。他們異於舊有的血統上的貴族，而是一種由科舉考試而產生的貴族，即士大夫階層。他們以研究儒家學派的儒書和做官為唯一職務，俸祿和貪汙使他們的財富增加，再把這些財富投資到土地上，所以每一個士大夫都擁有土地和一個寄生性的家族。這些士大夫和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無數礁石，而中國政府則像一隻巨舟，在這些礁石之間，蹣跚行駛。日本因為從沒有科舉的緣故，它幸運的沒有製造出來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遼闊的，只要領導人決心改變方向，它就可以改變，不會遭遇到像中國領導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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