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艱難而漫長的歲月裡，我埋頭整理中國歷史的史料，先後完成了三部書稿，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另外還有第四部《中國曆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員要我們“快快樂樂過一個端陽節”，把所有的參考書都搜去保管，規定每人不準持有三本以上的書，所以只寫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臺北，幾經轉折，三部書稿陸續地重回到身邊。面對著汗跡斑斑，顏色枯黃了的紙冊，我有無限地感恩和熱情。

但書稿似乎太多了，從地面幾乎直堆到腰際。想到它們在成書之後，每部勢將都在一千頁以上，我茫然地憂慮到出版的困難。幸而星光出版社經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猶豫地慷慨承當，併為它定名為《柏楊歷史研究叢書》，使我由衷地感動。不過三部書稿並不是按照順序發排的，而是倒轉過來順序發排的。並非故意或願意如此，種種原因之下，只有如此。這隻屬於小節，當三部書陸續出齊的時候，出版時間的先後，就不重要了。

二

中國歷史最使人困擾的是年號問題。年號本是中國在文明史上一大貢獻，現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鮮、南詔、勃海，都是效法中國，使用年號的。但中國的年號卻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紀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還表示祈福、歌頌和改朝換代。一個新政權興起；或一個新帝王登極；或發生一件自以為很大的喜慶以及什麼理由都沒有而只是興之所至，都會弄出來一個新的年號。當中國內亂時，列國林立，年號如雨後春筍，目不暇給，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即令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卻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上明下空)在位的時間更短，只十六年，卻改了十四次年號。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接著就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年號制度的嚴重缺點，那就是，在時間距離上，造成嚴重地混亂。我們可以試行作一次檢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幾年？一般的答案當然是相距五年。這答案是對的，但不是絕對的對，事實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為元王朝有兩個至元年號，一個始於一二六四，一個始於一三三五。再試行作第二次檢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長壽元年，又相距幾年？答案是它們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過幾月。假如考古學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著“建平元年製造”，恐怕世界上最權威的史學家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家都不能確定它的正確年代，因為它可能是紀元前六年，可能是紀元後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置身於瞬息萬變，分秒必爭的時代，實在沒有繼續埋葬在這種糾纏不清的年號迷魂陣裡的必要。我們大膽地繞過年號，採用公元紀年，希望能簡單迅速，而又正確無訛地立即明瞭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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