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參加工作以後就沒有寒假了，賣花燈人手不夠。母親經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裡就剩父親一個人看門。任忠生兩口子見了，就對母親說，以後就不必回來裝貨了，需要上貨時，我們每天晚上出車回來就把燈籠裝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來就成。當時，我們家和任忠生兩口子已經建立了完全的信任關係，母親一點也不擔心他會偷東西，就同意了。那時任忠生和我們家裡都已經裝了電話，需要上貨時母親就打個電話給他，兩口子就在晚上開著車過來裝貨。當時父親已經年紀大了，手腳不是很利索，每次裝燈籠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兩口子乾的，也不要加一分錢。花燈怕碰、怕擠，裝貨時任忠生兩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彷彿是自己家的東西一樣。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壞了一個燈，任忠生訓了她一頓，當場掏出錢來要賠。母親哪裡會要，堅決地擋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春節，母親跟太原鐘樓街的一個姓段的商場經理合作，由人家代銷她的花燈。那一年花燈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賣不出去就要我母親降價。母親一看也沒別的辦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價加每個燈十塊錢的工錢給他，他再翻一倍的價錢賣出去。第二年花燈行情又好了起來，燈價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還多，母親看著花燈如流水一般嘩啦嘩啦走，心裡挺高興。誰知姓段的這人特別黑，結帳時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價後的價錢算，一個燈籠的全部利潤他一人就要白白賺走十分之九，最後還要把零頭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沒日沒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貨比哪一年都多，最後只掙了七千塊錢的工錢，平均下來一個人一個月連三百塊錢都不到。一向堅強的母親從姓段的那裡出來，頓時覺得悲憤難忍，忍不住哭了起來。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親一起來拉剩下去的燈籠回去，見狀也氣憤不已，勸了母親半天。貨拉回去以後，任忠生說啥也不要車錢，跟母親說：“張姨，你一年到頭這麼辛苦，掙這麼一點血汗錢，我要是還要你的車費，我還算是個人嗎？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還要做人呢！”一席話，說得母親又流起眼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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