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結構性的生產能力過剩與消費需求不足矛盾，中國政府不是試圖解決激化矛盾的制度原因（社會資源與分配機制失衡、城鄉二元化社會結構的對立、權勢階層壟斷社會資源），而是習慣性地強化政治權力對經濟運作的引導，企圖透過加大政府財政投入激發起一輪消費狂潮。[附註：“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90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固守著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這種戰略將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控能力和塑造某種名不副實的指標形象，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政府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的FDI，以壓低人力工資和財政補貼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結果。”（袁劍《全球化的大國迷路》）]於是在各級政府主導下，城市建設（基礎交通建設和各類房地產開發）、汽車和鋼鐵等行業的生產專案都被積極推進，一度被關閉的“五小”企業死灰復燃，以電子資訊、軟體開發、新材料、生物醫藥為代表的“高新”專案遍地開花。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熱情”直接地推動了被婉轉地表達為“經濟過熱”現象的出現，多年祈盼的“由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的場景終於在某些行業再現。然而短期的需求旺盛並不能掩蓋隱藏“經濟過熱”現象背後的政府財政投入低效運作和國有資本嚴重流失，更無法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建設不具有長期穩定、可持續增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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