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驚歎馬克思對商品價值的精彩分析的同時，我們需要追問：為什麼馬克思將商品理論作為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為什麼商品的價值量必須用一種抽象的人類平均勞動來衡量，又為什麼這種人類平均勞動必須以平均勞動時間來衡量？我認為馬克思考慮的是兩個因素：第一，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性，而不是其它社會關係的特性。他曾論述說，在中世紀，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個生活領域，都以人身依附作為特徵，勞動和產品都不必要採取任何一種和現實不同的幻想的形式（商品的拜物教的形式），從而能夠呈現為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例如，工役和納貢的勞動量也以勞動時間（小時、日或其它時間單位）計算，但這裡的勞動時間即他自己的勞動力的一定量。第二，商品生產和交換必須在一種普遍的、典型的市場關係中計算，而不能在個別的（即使也是資本主義的）交換關係中計算，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市場交換是一個擴充套件的交換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排除個別交換行為的要素。這兩個因素合起來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商品價值論必須預設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社會關係，即抽象的自我調節的市場關係才能成立。在這裡，馬克思將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範疇與商品生產的範疇直接等同起來，它們由以下要素構成：商品和土地市場；貧窮但自由的勞動力人口；一定數量的以原材料、建築和工具即生產資料的生產為積累財富的形式的人類群體；勞動力市場；相當於大量工人人工的生產技術的使用，等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是以這些條件及其運動為物件的一種“自然史的研究”，亦即對經濟規律的探究。然而，這樣一來，戰爭、殖民、干預、人身依附、制度性的控制、禮儀等等對於實質性的市場關係產生了巨大作用的歷史因素，就必須被排除在商品價值量的計算之外，因為它們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即市場關係）；中世紀與資本主義的錯綜關係也就被過濾為截然分明的兩個階段或兩種型別。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在黑格爾的意義上，而且在斯密和李嘉圖的意義上，時間替換了歷史，政治經濟學對於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的關注只能在一種抽象的或形而上學的層面獲得表達。儘管馬克思本人對於他的研究與歷史之間的內在聯絡有著明確的認識，但對於許多追隨者而言，政治經濟學正在蛻化為一種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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