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代工商文明模式、自由民主政體為目標的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華夏國民大革命的成果由於機緣巧合最後異化為黨國，雖然結局不盡人意，卻也多少算是一種進化和進步。而且冷靜來分析，黨國這種過渡形式的出現和存在也有其歷史背景和條件，大體可說是必然的一個程式，而真正意義的民國時代之到來也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未來趨勢。

李中堂以遠東大帝國宰輔身份出訪西洋各國，開二千年皇朝歷史之先河，也反映了古典中華農耕文明的衰落，拉開了中國大革命的序幕。中堂大人目睹西洋文明之強盛昌明，知其實卻未必能通其理，所以責備李鴻章賣國或者說滿清誤國實屬荒唐無理的苛責古人。實際上自從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發祥於英格蘭，因距離西歐太遠、文明屬性迥異、一向缺乏壓力而獨大東亞的中國並不必然會受益於國際文明擴散和技術交流而跟進，這些制約因素多屬於自然地理、傳播技術、社會傳統和民族心理的範疇，和中國當年的當權者是什麼民族關係不大。而工業文明的財富創造能力和進化效率之遠高於古典農耕文明或者古典商業文明是一個經濟學和社會學常識，也就是說命中註定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古典中華社會必將在某一個時點敗給更強壯而富有活力的工業文明，上帝選擇了滿清帝國和不列顛帝國對決、選擇鴉片貿易糾紛為導火鎖是必然中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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