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八月，颱風“海葵”肆虐內陸，我正趕上出差，躲在風和日麗的香港，卻萌生了尋死的念頭。早上九點半的飛機，幾經延誤終於於十二點半在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落地。我木然的等著行李，情緒低落得突然而迅猛，手機上滿滿的來電和資訊提示，我一動未動站著，轉盤傳送帶上我的行李箱緩緩靠近，一張行李單白花花飄蕩著，喪氣得很。我和Y在決裂的邊緣，他的簡訊和電話在千里之外傳送過來，我連看的勇氣都沒有。我想我關於愛情的誤會終於要解開了，我的猥瑣和堅強終於土崩瓦解，《愛情的容量》裡周國平沒有教會我這個可憐的掃盲級別的孩子半點真諦，我單槍匹馬，橫衝直撞，終於鼻青眼腫，一敗塗地。因為我開始逼婚了。Y的理由完美的無懈可擊，他說婚姻是所有人愛情的墳墓，一切美好的愛情都葬身在婚姻的泥沼當中， 他受夠了婚姻帶來的折磨，死也不會重蹈覆轍，再死一次。我如同一切俗物一般的女人一樣開始了愚蠢的逼婚行動，哪怕我還揹負著自己不堪陳述的婚姻，我也要爭取把Y變成我的私人物品。顯然，我們並非勢均力敵，Y不是物品。這是在我們在一起的三年半之後，我站在維多利亞灣的欄杆處，手裡攥著手機，望著對面的中銀大樓和滾滾香江水，幾欲一跳了之。我的耳畔迴盪著Y的話，不輕不重，字字珠璣，字字錐心，我回想著自己的暴怒，面對著從容泰然的Y，我的暴怒可笑且幼稚，我咬著牙，惡狠狠的告訴Y，：“分手吧，從現在開始，一刀兩斷！”Y一直覺得我不會來真的，女人口中的分手有很多含義，比如是挽留的意思，是要你重視我的意思，是逼迫的意思，是撒嬌的意思，哪怕是賤的意思，但總不會是真的要分手，而男人口中的分手，就是分手，再無他意。Y不理會我的多重含義，覺得我只是瞎鬧騰，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鬧騰有多麼無奈和痛苦。我直到上飛機都沒有接Y的電話，他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我甚至都沒有事先告訴他我去了香港，我失蹤了。以前只要我一去香港，他一定像個跟屁蟲一樣後腳就跟上了，我們樂此不疲的玩著這個你走我追的遊戲，我有時候會拖著行李在機場裡看書等著下一班飛機的到達，因為下一班飛機上，有我的愛人。後來我突然看到微博上有人寫道：愛一個不愛你的人，就像在機場等一艘船。不管寒暑，只要公司走得開，Y一定風雨無阻出現在下一班飛機上，我是如此迷戀著這種等待和守候。這種等待和守候累積起來，壓在我的心口，令我動彈不得。我許多的眼淚和痛苦以及矯情都被這些等待和守候壓抑著，如今這些大石將要搬開，我為何卻是這樣的失落和無力？我沒有勇氣低頭看一眼Y的簡訊，電話驟然在手裡振動，又是Y，我怕再不接，就再也不能接了。Y的聲音依舊不輕不重，問我：“去哪兒了？”甚至帶著點委屈，我聽得出來那種隱藏的很深的委屈，我想撒謊，想想撒不了，也撒不圓滿，只說：“在香港。”Y那頭輕聲嘆了口氣，如釋重負一般的嘆息，他說：“我擔心你出事，這麼多天不接我電話，去香港了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我拖著行李，像往常許多個等候著Y的日子一樣，緩緩走在機場的大廳裡，想著那句：愛一個不愛你的人，就像在機場等一艘船。我腦中湧上來的都是不愛我的Y，是的，那一刻毫無疑問，我認定了Y的無情和冷血。所以我打算用最冷血的話來回應他：“關你什麼事呢，我去哪兒，哪怕去死，和你有關係嗎？我和你，算什麼關係呢，我凡事都要向你請示不成，你別忘了，我們分手了，懂嗎？”這個死字，彷彿被種了什麼蠱一樣籠罩在我身上，在後來的十幾個小時裡時時要將我推向死神的懷抱。Y的聲音突然也變了，變得陰鬱，他說：“我們的關係不會變，也不是你說分手就分手的，你也別忘了，我們是情人，你去哪兒我都得知道。”我渾身一陣寒顫，思維混亂而暴躁，說：“隨便你想怎樣，我不會再和你有什麼瓜葛。”Y那頭即刻說：“你想淨身出戶啊，一無所有很好玩嗎？要不我現在就去通知所有人，你和我是什麼關係！”我腦袋裡嗡的一聲，心猛然落到了更低的位置，像是被一隻手緊緊揪住，又驚又怕，飛快的結束通話了電話。Y就像撒旦一樣把我捏在手裡揮舞，我隨時都有可能粉身碎骨。午飯沒有吃，去荔枝角的公司裡交接了一些事情後坐地鐵去尖沙咀，散步到了維多利亞港口，苦悶得連呼吸都覺得費勁。四周一張張陌生的面孔，臨近傍晚，是呀，又是一個傍晚，原來多情的傍晚如今面目全非，變得猙獰了。水花在拍打岸堤，鴨靈號遊船那樣快活的遊曳在江面，摩登的兩岸建築，依山而建的半山豪宅，地勢高低錯落，一切充滿了活力和朝氣，這始終是一座令人流連的城市，東方之珠。我像根木樁一樣立定在欄杆處，手裡攥著手機，Y沒有再打來電話，我卻被深深的惶恐和哀傷籠罩，欲哭無淚。我哭不出來，難道這就叫大悲無淚？我混亂極了，沒有多餘的情緒去思考這所謂的大悲還是大喜。我像頭困獸般掙扎在進退之間，滿懷哀傷和愁緒，卻無處訴說。手機還在手裡，安靜的詭異，我甚至怕Y已經那麼做了，我的家人也如同我一樣被深刻的哀傷和苦悶籠罩著。而我所認為的愛情站在不遠處，脫離了曾經依附於我的靈魂中的愛情此刻正嘲笑著我，是的，這愛情正雙手抱胸，笑嘻嘻的等著看我的下場。Y的名字像個符咒一樣定格在腦海中時時刻刻敲打著我的神經，頭疼而漲，情緒已經低落得無以復加。我眼前似乎只留有一條道兒：死。一了百了，這句神經兮兮而且毫無屁用的託辭此刻成了唯一能讓我釋懷的語言，我有了那麼小小一點輕鬆，因為想到了死。我終於可以有力氣拿起我手裡的手機了，翻著通訊錄，居然沒有一個名字值得我在死前對他表白或者懺悔的，也沒有一個名字值得我在死前破口大罵撕破臉皮的，人都快死了，臉皮還重要嗎？可是我很想說點什麼，對著某個名字或者號碼——號碼幾乎已經可以代表我們的名字了，我得說點什麼。我只能打給H，H是我的老師，我一直覺得不管在何種情形下，H都不可能是聆聽我遺言的主兒，他得是見證我成功或者幸福的人，H擔任著我的父兄一般的角色，他應該出現在學院派的陽光下，畢業典禮的講臺上，同學聚會的正中央，而不應該在這種嚴肅悲傷狼狽窘迫的時候出場，可他不得不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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