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還派出當年與張湯情同兄弟的酷吏趙禹來質問他。張湯見了好友，自以為事情終有轉機，正準備長篇解釋，卻被趙禹當頭痛斥：“今天你覺得自己冤枉了，當年被你殺的那麼多人就不冤枉嗎？現在別人告你都是有真憑實據的，皇上關你到牢裡，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斷，為什麼還要爭辯呢？”這麼一折騰，張湯終於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為，再以自己對武帝的瞭解，儘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於是在諸侯、部屬、酷吏、同僚上下內外四面八方的夾擊下，皇帝也拋棄了這個曾經為自己擺平一切違規者的戰友。

在中央政府，這些豪強權貴聯手對付張湯這樣的高階酷吏。與此同時，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過。漢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機關的酷吏，擾亂了地方權力結盟的平衡，卻又缺乏有效的措施來控制，結果導致漢武帝在位後期關東諸郡(華北平原的經濟中心)的廣泛動盪，乃至群盜紛起，叛亂時作。弔詭的是，這些叛亂分子與地方豪強、地方官員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良好關係。換言之，他們並非下層農民，而是武裝起來的地方實力派。這也可視作地方豪強對中央高壓政策的一種迴應。

這位位居“三公”的酷吏在權貴們的合力構陷下，被逼自盡，死後全部家產不過500金。這是他為官一生的俸祿加上皇帝的賞賜。下葬時，張家僅以牛車送至地頭，有棺無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武帝時，民間一般富豪均有幾十萬家產，為官者就更不用說了。司馬遷所說“酷吏”中“其廉者可以為儀表”，我想一定包括著張湯。難怪班固撰《漢書》不把張湯列入“酷吏”之中，而單為之作傳。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張湯雖貧好歹還有500金，另一個酷吏尹齊全部家產也不滿50金。至於董宣不僅執法如山，即使是皇親國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稱他為“強項令”；更為可貴的是他為官清廉，那次他因堅持原則，處死公主家奴得皇帝賞賜30萬錢，悉數分給了下屬，待他病故，僅得“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所遺全部財產僅有大麥數斛，敞車一乘。皇帝感慨道：“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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