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後，不管是袁世凱也好，軍閥也罷，甚至包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無論打什麼旗號，最終均可以歸為一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也使得中國一直在“治—亂”、“分權—集權” 的怪圈中來回打轉。正如辜鴻銘在《清流傳》中說的，民國進入了一個“群氓時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人的特權，卻帶來了更多人的特權，一個真皇帝被趕下了臺，更多的軍頭、土皇帝們卻迅速崛起，對老百姓的魚肉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革命黨人的理想超越了當時的國情與國民的接受力，由此導致了民國後長時間的混亂，並開啟了上世紀政治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之先河。由於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為革命之後經久實在的功績，而憲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更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國目錄。推翻滿人的統治並沒有真正開創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之路，也無助與中國的現代化程序，事實上，在辛亥革命後，滿族貴族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國也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漢民族國家”，但事與願違的是，推翻清朝後的國內政局非但沒有好轉，反而因為漢人之間的衝突和爭鬥更加墜入深淵。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後幾十年的政治劇變和失敗，使得國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機和混亂。正如魯迅說的：“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月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別人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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