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運動在“成都血案”後已無可收拾，一味的指望武力打壓帶來的只能是眾叛親離，而清廷的強硬政策顯然要為此負主要責任。至於武昌起義，湖廣總督瑞澂與統制張彪的畏葸倉皇給革命軍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清廷的所用非人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事實上，如果處置得當的話，未必是每一場兵變都會帶來嚴重後果，武昌起義的勝利似不能視之為必然。

以之前發生的兩次兵變為例。1908年11月，時值光緒與慈禧太后的國喪期間，已打入安慶新軍的同盟會員熊成基、範傳甲等人密謀舉事，19日晚，在熊成基的指揮下，馬、炮、步各營出動，會攻當時的省城安慶，不料安徽巡撫朱家寶早有防備，革命軍攻擊整晚而未能拿下，起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也是如此，當時革命黨人趙聲、倪映典等已在新軍中策劃已久，其加盟革命計程車兵已近三千人。但事出意外的是，新軍第二標與廣州丨警丨察在革命前夕突起衝突，革命黨人遂決定提前發難，在與水師提督李準所率的兩千清兵激戰後，起義因彈盡援絕而失敗。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曾說：“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就武昌起義的炮聲而言，其原本不在同盟會的謀劃之列，但這場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偏偏發生在革命黨人的起義到處失敗的革命低潮時期，說它是一個突發性的事件，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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