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機器鑄造銅幣始於光緒28 年（1902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之時，當時天津因銀根收緊而致錢荒，銅元開鑄由此而起。在之後的3個月內，直隸當局共鑄造了上千萬枚新銅元，獲利豐厚，於是各省競相效仿。3年之後，共有12 省設立銅元局，用以鑄錢的機器超過800臺。倘若這些機器全數開工，每年可制銅元160億枚，以當時人口4億計，每人可分得40枚。據不完全統計，各省在1904到1908年的5年間實際鑄造了124 億枚銅元，人均可分得31 枚。

儘管不能與濫印紙幣相提並論，但過多的鑄造銅幣同樣會帶來相應的通貨膨脹。1905年12月，在各地商會及各國公使團的交涉下，清廷曾於次年5月命各省銅元局停止鑄造，但禁令僅維持了兩個月，之後各省銅元局再次開鑄，而清廷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一部分的鑄幣之利。鑄造新幣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譬如湖北造幣廠僅在1908年就取得了72萬兩的純收益，而據日本東亞同文會的報告，湖南當局在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間從湖南造幣廠提取了400萬兩用以維持新軍，1911年的湖南財政說明書更是隱晦的證明了本省所有的新政措施和新軍經費均來自鑄造新幣。

1910年，梁啟超寫了一篇名叫《各省濫鑄銅元小史》的文章，文中抨擊了清廷各級政府過度鼓鑄銅幣而導致國內貨幣價值貶跌，進而導致“物價騰貴，民生雕敝，實為全國人民切膚之痛”的嚴重後果。文章用具體的資料證明，在銅元開鑄之時，1銀元可換取80 銅元，到1909年底，已跌到180銅元換1銀元。據駐宜昌的英國領事立特觀察，以銅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話，芝麻油、皮棉、小麥、酒類、食鹽、豬肉的價格在1908年之前的十年內幾乎翻倍，而米價的上漲更為突出。從1090年底，兩湖地區的米價一路高升，在長沙85文一升的時候，漢口已經突破了90文。這次搶米風潮後，英國使館代辦馬克思.穆勒也認為，“由銅幣貶值引起的物價上漲”是騷亂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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