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講，許定國自負有功，久不得晉官，就上疏詆斥高傑從前是賊頭，由此二人生怨，結下了樑子。

高傑每對人稱：“我見許定國，一定要親手捅死他！”但是，從個人經歷看，許定國老兵油子一個，曾下獄吃過虧，當時他隸屬於高傑手下，僅有萬餘兵丁，一個小小總兵對一個“集團軍司令”叫板，還是公然叫板，似乎不太可能。特別是講他指斥高傑曾為“賊”，這更觸忌諱，因為在南明將領中，昔日的“賊”數目不少，遍佈軍中。許定國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此攻訐高傑而為自己廣樹仇人。

究其事實，許定國殺高傑，更多是出於個人利益，私怨並不是導火索。

1644年秋，懷慶的清軍大敗於李自成後，牽制了清軍主力的進攻方向。清軍各路調集，正擬進攻江南的多鐸也轉向，在年底抵達河南衛輝、孟津一帶。也就是說，清軍的主力後撤到黃河一線。先前，正是由於戰線拉得太長，使得清軍非常狼狽。

睢陽是個軍事重鎮，只要守住這個地方，南明的兩淮和長江下游地區皆可安全無虞。

許定國聞訊，根本沒有考慮到要為明朝守城，他如驚穴之狗，立刻派人到多鐸處請降。不久，多鐸率軍開拔，許定國復派人攜書至山東向清朝肅親王豪格乞降。為表達“誠意”，他還在轉年年初遣其二子渡河到達清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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