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卻得到了朔方軍的全力支援，並於七月十二日在靈武即帝位。只到八月十二日，靈武派來的使者趕過來，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即位。肅宗有強大的朔方軍為後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玄宗畢竟偏據蜀中一隅，至此也只有表面上承認這一既成事實。但對肅宗擅自登基，把自己擠下皇帝寶座的這一行動，玄宗並未善罷甘休，他不安於肅宗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舊唐書•玄宗紀》），也就是說玄宗保留了發誥的權力，仍可號令天下，而且對軍國大事的處理上也明顯留了一手。

在肅宗掌握了朔方軍的情況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武裝，方可與之抗衡，並進而重掌最高統治權。這時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動又有了特殊意義。他已持有玄宗的兩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縱容，於是更有恃無恐地放手擴充套件力量。

李璘兵敗之後，史書給他扣上的逐條罪狀。“召募軍隊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巨億。以薛珦、李臺卿、蔡垧為謀主”《舊唐書•李璘傳》。

只要我們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李璘所謂謀反的這些罪狀，不過是玄宗所頒佈旨意的具體化而已。李璘在南方發展勢力，令肅宗大為不安，他詔令其趕快歸覲於蜀，李璘沒有聽他的。肅宗當然不願聽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武裝。而李璘原本聽命於玄宗，自然不必從命於肅宗。在放手聽任李璘發展勢力的同時，玄宗還採取了其他對策。他先後數次派親信宰相重臣到肅宗身邊，以圖加強對肅宗的控制。至德元載（756年）八月，玄宗得知肅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韋見素、文部尚書房琯、門下侍郎崔渙等奉冊書赴靈武”； 至德二載（756年）正月，“上皇遣平章事崔圓奉誥赴彭原”以上均見《舊唐書•肅宗紀》。肅宗當然不會聽任玄宗的親信事事掣肘，這些人先後被一一清除出中樞，“(韋見素)除左僕射，罷知政事，……房琯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舊唐書•韋見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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